我出生在50年代的台湾。那个年代出生的人，对李敖不会陌生。甚至很多人都是看李敖的书长大的。但是，话虽如此，台湾知识、文化界谈李敖的人却不多；很少人说他不好，也很少人说他好。因为大家都怕他，说他是凶悍难缠的家伙，不敢沾惹他。据闻近百年前，美国著名专栏作家约翰根室（John Gunther）在《亚洲内幕》（Inside Asia） 里表示，上海杜月笙是“当代亚洲引人注目的猛汉，中国最有趣的人物”。李敖的形象，或即亦是如此。只是，杜月笙是“恶霸”，而李敖则自称“善霸”。作为“善霸”，而令人害怕，真是奇妙无比。以“猛汉”与“有趣人物”而言，恐怕李敖比杜月笙不遑多让。

　　写李敖很困难。因为李敖涉及的事务面向太多，而难以定位。但是我非常想写李敖。，“今天在台湾，。他们是台湾最有特色，最有历史典型意味的两个人”（两种完全相反概念下的“文”人）。我决定先写我和李敖的交往，这种写法，可以让我把这个极度复杂的人，从头整理一下。

　　我和李敖初次见面，是我三四十岁的时候。约了去拜访他。到他家门口，按门铃；他打开门，吃惊地说道：“你怎么和摔跤选手一样巨大！”那时候，我的确很“巨大”，有九十六七公斤。这是我和李敖的第一句话，也就是这么一句玩笑话，我和李敖的关系始终轻松，什么都可以谈，虽然我们相差了近二十岁。中国人讲辈分，对于年龄悬殊的人作朋友，有特别的称呼，称作“忘年交”。我和李敖，应该就是这样。

　　李敖号称，他是台湾少数靠写作发了财的人，男的是李敖，女的是琼瑶。这句话是不为过的。李敖很有钱，他在台北有七八栋房子，都在好地点。其中一处在阳明山上，整座阳明山，好像他的大花园一样。正因为房子多，他可以很神秘——戏称自己是“狡兔”。至于他的交通问题，印象里，他是开着Mercedes-Benz的，也就是德国的“奔驰”。年纪大了以后，他还自己开车否，我就不知道了。我知道的，是近二十年前的事情。

　　李敖说他有洁癖，这话也不假。他家可说一尘不染：永远不开窗，冬夏都以空调处理温度湿度。他不抽烟不喝酒，不喝咖啡不喝茶，只喝白开水。（六十多以后，才开始早上喝一杯咖啡。）他不打牌，不应酬，也不参加红白喜事，过着一样的日子。但是李敖很注重自己的健康，他吃一些银杏类的保养品，为了保护他的脑子。我跟他说过喜欢禅宗——很科学很简单。李敖说：“禅宗还是不够简单。我出去跑一跑，洗个澡，结果是一样的。”（他说之后，我对心物问题的解释，也开始由印度倾向中国）李敖就是这样生活简单（甚至简化）的人。所以，我去他家，只有白开水喝。有一次破例请我吃饭，吃的是清汤涮牛肉锅。牛肉很高级，但是味道淡薄。

　　李敖的藏书是一种景观。他有很多书，有条不紊地放在木头书架上，像是一个图书馆。放不下的，就整齐地堆在房子中间。书堆之间，仅容过道。所谓“四壁图书”并不足以形容李敖的家，因为除了“书墙”以外，还有“书城”。但是李敖的书并不分类。别人完全不能从书架上找到想看的书。李敖说他这样作，可以防止别人跟他借书。至于哪本书在哪里，他说他通通记得。

　　跟李敖说话很有趣，但是要脑子快，跟得上。如果抱着求知态度，一定有收获。他跟我说过君子小人问题。他说伪君子固然多，假小人也多——看似厉害，到了紧要关头硬不起来（所以，他常说谁谁玩假的）。他有“打击魔鬼”理论，认为伪君子、假小人都是魔鬼，必须严厉打击！然而伪君子和假小人像蟑螂般令人恶心。大家不愿意出手，怕弄脏了手，犯不着。可是，如果谁敢出手，就会发现那个小虫子很是软弱，一巴掌就能把它打烂。

　　李敖“打击魔鬼”很厉害：除了口诛笔伐外，还跟人对簿公堂。（李敖毕业于台湾大学历史系，但是大一念的是法律，所以对法律熟悉）他曾经“邀请”我去看他打官司。他表示，他除了和魔鬼打官司，还和法官打官司。他对各堂法官的底细，都摸得清清楚楚。他上堂先客气地跟法官问好，把法官受过质疑的案子一一倒背如流，搞到法官出冷汗。然后他再谈他的官司。你说这个官司怎么打？，更是令人绝倒。秦有身份，法官对他很客气。李敖立刻抗议，说根据哪款哪条，法官一定要问当事人有没有犯过罪、有没有犯罪纪录，搞得法官和秦都出冷汗。最后，法官还是依了李敖，问秦有没有犯过罪。有身份没有用，遇到李敖还是灰头土脸。这就是李敖的作风：他不断与人冲突，绝对敢“说大人则藐之，勿视其巍巍然”。但是他不生气，不变脸。永远笑嘻嘻，谈笑用兵。大家都认为李敖厉害，但是忽略了他的幽默。幽默是李敖的大本领，是他的重要世间法。话说回来，幽默可不容易，幽默不是中国人的特长。

　　除了幽默之外，李敖是非常有情义的人。说有情义而不随俗地说“讲义气”，是因为李敖的义气建立在感情上。他不是个活菩萨，有求必应。他也不认为天下不义的事情，都要他来解决、伸张。他可以出手相助，条件是你必须是他的朋友。事实上，义气也就是这么回事。义气本来就是感情的强烈延伸。一般人所谓的义理、公义那种诉诸理性的事情，和义气没有什么关系。是的，李敖是非常有义气有感情的人。

　　2006年，台湾倒扁，闹红衫军。10月10号，“总统府”被围得水泄不通，。这个运动是自发性的，任何人都可以参加。我有一个学生，在高中当教官，下班后穿着军服就去了。结果媒体大做文章，作为军方倒戈的样本。这下可好，，。，，表示一定严办，至少关他个七年。有几个学生跟我讲这个事情。我说好，我来想办法。我想到什么办法呢？我想到李敖在“立法院”作“立法委员”，属“国防委员会”，。（当年的10月25号，即发生李敖在“立法院国防委员会”喷瓦斯事件）我就去找他。他那天感冒，还在办公室里吊着点滴。他跟我说了半天别的事，问我是不是卖了四幅张大千给林百里，是不是还主持台北市孙文学会，又说他年纪大了，脚冷。我说脚冷是因为小腿血液不畅，小腿不冷脚就不冷。他也支支吾吾，不置可否。好像谈话总切不进主题。最后，他推着点滴出去，说要开会啦，临出门留下一句话，“那个小朋友，还是回到军队里好，军队会保护他”。

　　过了一个星期，媒体上就出现消息。那个教官被调离学校，回到部队里去。处罚的事情，也不提了。。至于李敖是怎么和人家谈条件的，没有人知道。李敖也不提他救了那个教官的事。至于我，怎么替那个学生谢李敖呢？我是个中间撮合的人，这事总要我来面对。结果，我想到古人说的“大恩不言谢”，救命之恩难以对价回报。他不是为脚冷所苦吗？我就去给他选了一副毛线袜套。套在小腿上，对于脚冷会有帮助。希望他可以解决这个问题，在身体得到一些温暖。

　　李敖有学问，是个人物。但是他和学术界、学院派总是犯冲。他瞧不起学术、学院的冬烘，此道中人怕挨骂，对他也敬而远之。弄到最后，李敖这个有学问的人，竟然变得似乎与学术无关了。我在大学讲一门“中国历史人物”，曾经请李敖作过一次演说。学校对此事有意见，表示没有经费，钟点费自付云云。事后，我包了个红包给李敖。李敖说他的价码很高，但是他不收我的钱，然后，非常辗转、委婉地表示，他很喜欢我父亲的字，但是不好意思开口，是不是可以等“很多年”以后，我母亲不管事的时候，给他一方我父亲的图章，以了心愿（父亲以九十高龄过世后，家中一切均由母亲管理）。这样客气的说法，我不能招架，自然也很受用，便立刻回家跟母亲商量。母亲说，李敖这样有心，她要亲自替他找一方合适的。结果，她找出一方我父亲的闲章，印文为“孤啸”，认为与李敖的为人处世、人生观念都很贴切，并且要我转告李敖，闲章本是个人用印，不送人的，但是李敖在我父亲去世后，还这样重视他，她很感动，就请李敖替她保存这方印吧。（我父亲的闲章，应该有一两百方。除了一方在李敖处外，其它都保存完整。）这种老辈人物的客气来往，我看在眼里，有一点感慨，对一个时代的过去，也有一点感慨。

　　就我的观察，李敖这个人，是很正常的，不但正常，还比一般人更正常一点。他努力奋斗，追求入世的名利。但是他的生活俭朴，精神要求远大于物质要求——过着出世者般的生活。他非常专业，在他的专业领域里，比绝大多数有专业头衔的人（博士、教授）还要专业。他的修养很好，有中国人难得的幽默感。同时，他还有情有义——只是他绝对不浪费他的情义。这样的人，怎么会有争议性呢？怎么会成为凶悍难缠，让人畏惧的家伙呢？这个问题，解释起来也简单。人的行为，由思想主导。李敖有一种思想，并且极端地捍卫其思想。他要照着他的思想过活，绝不让自己的思想打折扣。他是一个能够“忠实开口，表现自我”（李小龙先生座右铭）的家伙。他的争议性和凶悍难缠，都是由他的思想而起。那种思想，说实在并不稀奇，两千多年前就很普遍。只是汉代独尊儒术以后，该思想就不流行，遭到泯灭了。，：李敖是先秦定义下的“文”人，，与“武”并驾齐驱，令韩非子戒慎恐惧。后者，合于温良恭俭让标准——今天所谓的文化人是也。）

　　我想写篇轻松的回忆式文字，结果，最后还是以古、今“文”人的严肃话题结束。除去整理自己的思绪以外，我也盼望这样的写法有点抛砖引玉作用：在李敖嬉笑怒骂的背后，让大家试着想想他在文化层次上的意义。这个以凶悍出名的有趣人物，应该在中国近代文化史上有一席之地。

来源 / 水煮历史、《博览群书》2011年10期

作者 / 王大智/口述 王美祈/整理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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