一两年前，我曾围绕藏书这一主题对王圣行兄做过一次采访，连同海盐其他两位藏书家一道在报纸上做了一期文化副刊。85后的圣行十分年轻，因为酷爱读书和艺术，从2004年读大学至今藏书量已有3500册以上，藏书方向为美术史、历史与文献类。圣行不只是自己读书，还热心荐书，他常以“知晚书话”之名在微信朋友圈推荐好书，常常是昏黄灯光下一本好书的图片，外加一两百字的读书心得，这种图文并茂的真诚的荐书形式，很能激发人亲近阅读的欲望。观者大多知道他是好书之人，实际上他还是一名坐拥群书的藏书家。

2004年，圣行在大学读书期间，常跟着专业老师逛书店，参观展览，逐渐培养起对于艺术、阅读的感觉，并养成购书的习惯。“我觉得首先是对一本书生发兴趣，然后开始旁及与这本书关联的注释书目，还会查阅相关文献，再延伸聚焦这个领域的经典书籍，最终形成一个庞大的阅读体系，购书也随之越来越多。”圣行说，“在这个过程中，我会逐渐提高对于书籍装帧、版本的要求，由一及二，积少成多，自然而然就有了一个大致的藏书方向。”

近些年，圣行常去杭州南山书屋、芸台书社、枫林晚、晓风书屋、通雅轩等书店，实体书店的式微让他更珍视书店搜书、读书、购书的感觉。圣行也常去中国美术学院听艺术类讲座，杨思梁是贡布里希作品的译者之一，他在美院有关于贡布里希《象征的图像》、《艺术的错觉》、《秩序感》的‘三联话’系列讲座，也去听了。除了杨思梁博士外，圣行还收藏很多范景中教授主编的美术史译作，由于专业出身与藏书爱好的缘故，他会专心地看范景中、杨思梁等翻译大家们的作品，寻求进步。

对于读书，圣行认为，有时候附庸风雅也不失为一种生活情趣，刚开始时，也许只是为了读书而读书，但是一旦喜欢上读书本身，那么附庸风雅也就成功了，读书就成为了你生活中的一种良好习惯。藏书也是这样的道理。

王圣行

知晚对于自己的绘画，不曾想过要写点什么，不是不写，实在是微不足道，羞于启齿。在我看来，画画和读书都是本份，这本份一半是因为喜欢，一半是因为本职——即使现在已经离开学校讲台，从事着校外美术教育工作，我依然自认为是一名美术教师，并以此安身立命。读书于我是学习，画画亦是如此，读书和画画，就是我作为一名师者的本份。这让我想起国画大家潘天寿先生所说：“我这辈子，是个教书匠，画画只是副业。”知晚于画，虽甚喜欢，也时常挥笔涂抹，但毕竟生性愚钝，勤奋不足，做一兴趣爱好尚可，以此为业则万万不能，甚至入门的边还未曾摸着。无需否认，如果不是读书和画画，不是学会了一点谦逊地借助别人的珍宝，靠近别人的火堆来暖自己的身子，运用他人的眼光提高自己的视力，我一定会非常贫乏、寒冷和目光短浅。如果我在读书上有所得，都得感谢那些我读过的书；如果我在绘画上有所得，那我得感谢那些读过的书和那些看过的画。如果能在我的文字里，亦或在我的绘画里，发现有受某大家的影响痕迹，一句话一个词，一色调一笔触，我都会感到万分的欣喜和荣幸。

在今天，艺术表现情感，艺术表现个性，艺术贵在创新，艺术没有标准答案，等等，这些观点已经被普遍接受。接受这些观点的人，有的道听途说，有的人云亦云，有的一知半解，有的全凭臆解。我是通过阅读贡布里希和波普尔的著作，才开始对以上的这些观点保持着审慎地态度。

比如卡尔波普尔在《通过知识获得解放》中的某个章节里提到，一件艺术作品是艺术家的个性和情感的表现这种肤浅的、令人误解的观点几乎被普遍接受。实际上，这种理论贬低了、几乎毁坏了艺术。毫无疑问，人们做的每件事情，包括刷牙或打呵欠，都是其个性和情感的表现。这使表现主义理论变得价值不大和毫无意义。

又比如在贡布里希《艺术与科学》和《理想与偶像》的相关篇幅中，关于艺术的价值问题、标准问题和创新问题的精彩论述，读来真是让人受益终生。艺术没有像科学那样可以用数据计算或公式表达之类来求答案，我们甚至不能证明一件艺术品为什么好或者坏，也几乎无法诉诸言语。但是，这不意味着我们可以随意去拉平所有艺术作品的质量，也不意味着我们可以漫无边际的解释艺术作品。在创新的问题上，艺术家必须首先学会他的艺术语言即程式，掌握这种语言之后才可以进一步发展。语言是一个很好的类比，如果你发明一种全新的语言，没人能够理解它。

我很庆幸自己能读到这些书，这在某种程度上，避免了我随波逐流去追求知识时尚。而这种庆幸正是来自于阅读，正如贡氏在书里的某个地方谈到：“这更多的是读书的问题。如果你从来不读书，运气就永远不会让你碰上。”我为自己的生命能与读书和绘画相遇而感到三生有幸。

就在前不久，我读了广西美术出版社最新出版的贡布里希著述《敬献集》。在此，我特别想重新回顾作者在《作为心灵需求的自然与艺术》一文结尾处所讲述的经历：“一些年前，我有幸在美国遇到一位不同寻常的人，科罗拉多州国家大峡谷公园的护林员C.R.韦伯先生……他和妻子住在一间堆满艺术书籍和古典音乐唱片的小屋里，我觉得他是个与流行的审美形象不大相同的人。我问他怎么会有这样的［艺术］激情。他说，‘二战’期间他驻扎在阿拉斯加州，同寝室的是一位小提琴家，一位来自维也纳的难民，喜欢演奏古典音乐。这一巧遇为他打开了贝多芬的世界，这才有了后来的事。一个淹没的传统中一颗零落的种子被时代的风暴吹过了半个世界，在一个接纳的心灵中扎下了根。”看到这里，我想起了自己的经历，我和这位韦伯先生有着某种程度的相似——都曾经是学校老师，也曾努力用各种教学法让学生对艺术感兴趣，我和我妻子也对艺术和书籍保持着一贯地热爱；尤其重要的是所有这一切的起源，我们都缘于幸运的奇遇，韦伯先生遇到了维也纳的难民室友，我则在进入大学之门后遇到了宋剑飞老师。我愿意略带夸张而又诚实地说，我是在宋老师的引导下开始了真正意义上的读书。纵然我个人生性愚钝，至今一事无成；但书籍在我的生活中依然起着尤其重要甚至是支配性的作用，读书成了我做人、教书、说话的背景和基础。当时我们去他家，看到他那么多藏书，还对古今中外的艺术家和艺术品如数家珍，这实在把我们给震撼了。受他影响，我和另外三两同学也跟他逛书店看展览，开始买书读书。从此，书籍和艺术把我们拉拢在一起了。那时我们去上海看展览，半夜十二点的火车，早上六点到上海，然后去博物馆美术馆等开门，看完展览逛书店，福州路上的书店挨家挨家逛，回来就是拎着大包小包的书上火车，有时候还是无座，我们就一路站着聊，聊画展，聊书籍。时至今日，师友相聚，很多时候都是因为一起看展，一起逛书店。每当我在人生的路途中遇到困惑时，我首先想到的就是约几个同学跑去宋老师家，呆在他的书房里，或者看书，或者畅谈。

王圣行画作一览（部分）