老街年轻过，也曾经历沧桑。时光匆匆而过，从红唇童颜到白首枯荣，颛桥人过去的辰光都保留在对老街的记忆里。无论是孩童们流连忘返的茶馆书场、见证老街兴衰的邮局，抑或是印象中最美味的一碗阳春面，都是颛桥人对于自己孩提时代、青春年华最美好的记忆。

茶馆与书场：曾让孩童们也流连忘返

茶馆书场，曾是颛桥这座小镇最热闹的地方。颛桥本地人，特别是中老年人酷爱泡茶馆。本地农民还喜欢一边喝茶，一边听书，说书先生便将各家茶馆当作了“舞台”，茶馆便成了书场。茶馆书场，是颛桥老街曾经繁荣兴盛时的象征。

 上世纪50年代，颛桥镇东西南北街上有大大小小茶馆十多家，最大的有六间门面，最小的两张台子，也是茶馆。在茶馆里不仅是喝茶休憩，更能商谈生意、调解家长里短、传播新闻，也是老农交流农业生产经验的地方。

 年届七十的吴凯年是土生土长的颛桥人，他至今还记得不少关于老街上茶馆的有趣细节。“农村人起床早，凌晨三四点钟，很多人就在茶馆里坐定了。等到稍晚一些，便有商贩托着大饼油条等早点过来叫卖。到了中午或者下午，还有托着熟菜来叫卖的。”他还记得，老街上有家茶馆有个老虎灶，前头门面是茶馆，后面便是浴室。

 茶馆用的台子也有讲究。吴凯年说，这种台子本地话里叫“穿板台”，一块桌板两个桌脚，桌脚往外　“八”字形趴开。为何不是八仙桌？吴凯年想过，可能是“穿板台”能坐得人更多——配上长凳，一只“穿板台”能做七八个人，这也成为了茶馆的“标配”。

 说了茶馆，再讲书场。根据颛桥镇志记载，1956年前，颛桥没有固定的书场，说书艺人到哪家茶馆说书，哪家就成了书场。1956年后，各私营茶馆合并为一家合作茶馆，地点在西街，这家茶馆也就成了镇上唯一的书场。

 说书常讲的有《水浒传》《杨家将》《英烈传》等，说书人抑扬顿挫眉飞色舞，配以一筷一钹有节奏的打击，听者无不入情入境，连未上学的小孩也杂在其间听得津津有味，吴凯年便是其中之一。他小时候便“痴迷于其中”，常常与兄弟两人钻在书场里不肯回家。

 讲起书场，吴凯年还回忆起儿时的一桩事情。他有一位姊妹，小时候非常聪明伶俐，被一位名叫张文艳的说书先生相中，想收她为徒。“说书人一般是一对，但这位张文艳就一个人，所以想培养一位搭档。”小孩子最爱听说书，这位姊妹也想跟说书人学手艺，可是她的父母死活不同意，她的母亲甚至为此大哭大闹，就是不允许女儿跟张文艳走，最后此事只能作罢。想必，这是因为旧时说书人没有社会地位，父母才不想让女儿从事这个行当。

颛桥邮局：三次搬迁见证老街变化

颛建路85号，是现在颛桥邮局的所在地。其实最早的邮局并非在此，颛桥邮局先后搬过三处地方，但全都在老街上。颛桥邮局的三次搬迁，其实也见证着老街不同年代的变化。

 上世纪五六十年代的颛桥镇，是个乡村小镇，镇上比较热闹的是西街，店铺多、人口多，长达二三公里，邮局就位于西街的中段。家住老街的颛桥老人杜启荣回忆，那时的邮局是两上两下的两间屋。楼下是邮局，一间营业，一间分发报纸刊物和投递。在邮局的门外有一个用铅丝制成的报夹，每天在上面都会有一份当天的《解放日报》供大家翻阅。楼上是电话局的，一间话房，一间宿舍。他还记得当时颛桥镇只有一个电话总机，号码是374413，其他地方都需要接线员来转接。 

那个年代的邮局给人留下的印象最深刻。吴凯年还记得，邮局最早只有一位姓陈的投递员，那时他每天背着包装着信件，每天都靠一双腿把颛桥大街小巷、田间地头走个遍。可能是因为每天走路的关系，老陈身体很好，记性也不错，即使是90多岁高龄时，问起他某家人的住处，他还能说得清。可惜的是，今年老陈去世了。吴凯年说：“现在，再也没有人能像老陈这样熟悉颛桥了。”

 70年代，随着老新村的建成，颛桥邮局搬至老新村1号。虽说有两间房，一间对外营业，门口正对着沪闵公路，一间投递分发，但规模仍不大，营业室是狭长的小间，投递室稍大些，却也不宽敞，两间一共才10平方左右。

 后来，颛桥镇上的一条河被填了，筑了现在的颛建路。在颛建路中段，建造了颛桥邮政支局，除了营业室、投递室外，职工们休息、吃饭的地方也有了，这就是现在的颛建路85号邮局。杜启荣说，很长一段时间，邮局营业窗口只有老三样：信件、包裹和汇款单。直到邮局搬到颛桥老西街时，已经开始收发快递、发展邮政储蓄等业务。在人员方面，也从最初的仅有3名职工变到最多时的20人。

 为民点心店：最怀念那碗阳春面

老街，曾是颛桥小镇上商贸最为繁荣的地方，也自然是“美味”最多的地方，颛桥老街上的点心美食颇具颛桥本地特色，许多人念念不忘的，是那一爿国营的为民点心店。

 1979年，杜启荣在为民点心店卖票兼当制表员，当时的为民点心店在南街口。为民点心店在当时算比较有名气的点心店，钱凤珍师傅的阳春面、马英娣师傅的小馄饨、马金秀师傅的粽子都很受顾客欢迎，尤其是那阳春面的面条糯而软，汤料鲜，杜启荣说他至今还记得那碗面的味道。不仅如此，点心店里还有鸡蛋糕和梅花糕，梅花糕用颛桥本地话里叫作马桶糕，名字不太雅观，但买的人依然很多，天天排队。

  杜启荣说，那时店里的男青年都过起了集体生活，全部睡在一起，每天凌晨2点多起床，在南街口店的楼上，生火的生火，和面的和面。大家都是青年人，很合得来，忙得不亦乐乎，一直到中午12点，才下班回家。

 后来为民点心店搬到了颛建路上，几位青年倒也能独当一面。杜启荣说，小汤包的馄饨、小陈包的粽子也不比师傅差，小汪做的鸡蛋糕和海棠糕仍然要排队才能买到，小李下的阳春面照样好吃。恰巧那时店里又加了豆浆和猪油菜饭两样新品，虽然凌晨2点就要起来摇豆浆，大家更忙了，但生意的确很火。他说：“由于点心店当时开在公社机关对面，许多公社领导都会来这儿，早上吃碗面，中午吃碗菜饭，有时还会和我们边吃边聊，领导和我们就像朋友一样，相处得很融洽，很开心。”

“我们每天凌晨2点上班，当时早班费只有1毛钱，够吃一碗阳春面，我们和顾客一样，吃早点也买票，”　杜启荣回忆道，“当大家都上班，早上下市后，我们每个人买票吃早饭，不管你吃什么，同样得付粮票和钱。尽管一根油条只有2分钱，一只鸡蛋糕只有5分钱，但大家从不占集体的便宜，钱师傅给我们打碗面也是和顾客一样的量。”因为都是青年人，大家一起吃饭嘻嘻哈哈，笑声一片。

 在杜启荣的记忆中，印象最深的还是那碗阳春面，他几乎每天吃，从不厌倦，因为那碗面真的够味。他常说：“现在已经吃不到那样够味的阳春面了，而那个为民点心店也没了，取而代之的则是一家形象设计店。而那个店那碗面那种情则深深地留在我的记忆中。”

□ 摘选丨闵行报社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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